我对大学时的印象总停留在骑车去李茜的宿舍楼的路上。那年我十七岁,读大二。经历了什么事,读了本新书,或者只是闲了,心里涌起一股模糊的渴望,就有找李茜的冲动。那辆铃铛已坏、车闸还灵、座位包着一层猩红胶皮的二手车,窜出A大南门,穿过中关村宽阔的、灰扑扑的街道,避开汽车和用围巾掩住口鼻、顶风前进的行人,撇下电脑公司、居民楼、小广场,在某个过街天桥戛然而止。天桥那边是李茜所在的B大的东门,进门左拐,绕过一排高树,就是她的宿舍。

然而,尽管大二那年我在天桥下停留了十多次,扶着自行车把仰望,直至那栋楼的红砖墙——阳光闪烁、树影摇曳,或者沙尘迷蒙——永久地封存到了我的头脑里,我却很少穿过天桥去见她。天桥成了终点站。之前,只要车轮在飞转,脚踏传来阻力,耳边还有风声,我就能感到一种为了目标而努力的愉悦;一旦在天桥停下,擦擦嘴唇上方的汗粒,在嘈杂的街面听见了自己的喘息和心跳,我会突然丧失勇气(通俗地说,怂了)。李茜出去了,她的室友会说,不知什么时候回来。独自守在楼门口,女生进进出出,多么难熬。即使在,我又能跟她说什么?她从楼道过来,我已经手足无措。她投过淡淡的目光,问“有什么事”?我会睁大眼睛,不自然地扭一下脖子。说明来意时,那些事先想好、心里排练过的借口感觉生硬,贫乏。她说“今天真冷”,低头望着她那条长到膝盖的红围巾,然后是长时间的沉默。我放弃了找话题,转而恨自己无能,高中没练口才,辜负了好时光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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