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对大学时的印象总停留在骑车去李茜的宿舍楼的路上。那年我十七岁，读大二。经历了什么事，读了本新书，或者只是闲了，心里涌起一股模糊的渴望，就有找李茜的冲动。那辆铃铛已坏、车闸还灵、座位包着一层猩红胶皮的二手车，窜出A大南门，穿过中关村宽阔的、灰扑扑的街道，避开汽车和用围巾掩住口鼻、顶风前进的行人，撇下电脑公司、居民楼、小广场，在某个过街天桥戛然而止。天桥那边是李茜所在的B大的东门，进门左拐，绕过一排高树，就是她的宿舍。
然而，尽管大二那年我在天桥下停留了十多次，扶着自行车把仰望，直至那栋楼的红砖墙——阳光闪烁、树影摇曳，或者沙尘迷蒙——永久地封存到了我的头脑里，我却很少穿过天桥去见她。天桥成了终点站。之前，只要车轮在飞转，脚踏传来阻力，耳边还有风声，我就能感到一种为了目标而努力的愉悦；一旦在天桥停下，擦擦嘴唇上方的汗粒，在嘈杂的街面听见了自己的喘息和心跳，我会突然丧失勇气（通俗地说，怂了）。李茜出去了，她的室友会说，不知什么时候回来。独自守在楼门口，女生进进出出，多么难熬。即使在，我又能跟她说什么？她从楼道过来，我已经手足无措。她投过淡淡的目光，问“有什么事”？我会睁大眼睛，不自然地扭一下脖子。说明来意时，那些事先想好、心里排练过的借口感觉生硬，贫乏。她说“今天真冷”，低头望着她那条长到膝盖的红围巾，然后是长时间的沉默。我放弃了找话题，转而恨自己无能，高中没练口才，辜负了好时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