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孟教授从海滩回来,直接去了办公室。明天一大早要去英国开会,他想把登机牌印出来,顺带把公务了结一下。孟教授的办公室在一幢大楼的三层。大楼靠窗的一边是教授们的办公室,所有的门都关着(教授工作无定时,何况这是星期五的下午)。另一边是博士生的办公室,有两间还亮着灯。不过,因为办公桌之间的隔板很高,看不见是哪些人在刻苦钻研。孟教授进了自己的办公室,把门关严,以免学生跑来问些琐碎的问题。

他在电脑前坐下,打开邮箱,然后不无厌烦地发现,两个小时不到,他已经收到了九封新邮件(不算那些题为“紧急业务,”或者“确认您的帐号”的)。所幸没什么要紧事。其中五封是以各位院长的名义,每个工作日下午按时发出的本学院的信息,诸如申请经费的渠道、杰出教授的讲座、医学实验诚招志愿者等等。有一封来自某华人学者联合会。这个联合会每周给孟教授发一些要闻。另一封来自一个编辑部在印度的新刊物。他们向孟教授征稿,同时鼓励他申请当编委。这也是布告式的,收信人众多。孟教授和往常一样,确认了标题,把它们尽数删除。

剩下两封来自系里的秘书史密斯女士,都是关于学生的。一封问他下学期是否有博士生要毕业,她知道了好分配助教和助研的名额。另一封是回他的信。他的一位高足不知为什么没领到夏天的工资,问到他那里。他自然是转问秘书。秘书于是回了这封信,说和财务分析师联系了,已经澄清了手续中的某个微细的纰漏。这两封很轻松。孟教授即刻回了信:没有学生毕业;非常感谢,给你添麻烦了。

假如没有史密斯女士,不知系里的学生们会怎样挨饿或者造反,教授们会怎样手足无措呢。孟教授把两手交叠在脑后,仰着头想。既然去英国,应该给她带点有特色的礼物。买什么礼物好呢?

屏幕显示来了三封新邮件。一封来自本校一个他总记不住名字的机关。它提醒孟教授说,门下有位弟子尚未完成有关性骚扰的培训。孟教授把它当即删除。另两封也是提醒式的,却从不同的角度,增添了孟教授的烦恼。

一封来自系主任(一位待人和气、眼镜又厚又圆的中年男人),发给众位教员。他善意地提醒大家:二年级的资格考试快到了,希望大家按计划,尽快拟定考题。每年这个时候,孟教授都为这个考试出题。这几天他隐隐觉得教学方面有什么事还没办,多亏系主任提醒。事情不急,因为离考试还有半个月,而出题只需半天时间。实际上,考虑到了众教员对这类事情“不到最后时刻不出手”的习惯,系主任才早早发信,以免有人拖到最后一天还不知觉。孟教授把这封信挪进了一个名为“月底必须完成”的文档。

近几年出这个考题越来越烦心。原因是每年考完后,应学生要求,试题都贴到了网上,所以新题难得。此刻孟教授细想,还有个心理原因。多年前,系里刚开始搞二年级资格考试,主要的出题者是本系最德高望重的一位教授。他感叹说,如今的博士课程对于理论基础不够重视。学生根基不稳,就追求什么奇巧的研究,能成什么大气?所以他主张加强理论课,同时针对这些课程增加了这个考试。这项主张多数教授们(包括孟教授)也赞同。这位老教授也数年如一日,教理论课,出考题。问题是,近两年,看着老教授白发渐增,孟教授意识到他即将退休。而他一旦退休,主要的出题者就变成孟教授自己了。这项责任,哪怕只是在将来,也让孟教授每次想起来都隐隐心烦。

即使如此,他又想,也不过每年多费两三天工夫。到时候再考虑吧。他接着处理下一封邮件。

邮件来自他编辑的一个期刊。它属于技术性的,有不少投稿。稿件都先经他这个主编的手,转发给合适的编委,由编委找几位评委审稿。这封邮件是以助手的名义发出的,目的是提醒他,有一篇投稿,编委已经把评审意见上交十多天了,希望他尽快做决定。孟教授记起来了,他上星期考虑过这些,只是棘手。事情是这样的。这篇投稿来自两位年轻的助理教授。孟教授当时读过,还不赖,于是发给了一位编委;稿件出手了才记起来:这位编委与其中一位作者的导师不睦。究竟从什么时候,由于什么原因不睦,谁也说不清;他们发表的文章(多属同一课题)也并不互相攻击。但是,和所有中等以上学术刊物的主编一样,孟教授对这类难以用逻辑解释的微妙关系都颇有察觉。几个月后,评审意见交上来了。两位评委都是本课题的专家,他们的意见趋于一致,说文章总体不错,修改之后可以发表。类似的情况,编委不过附和两句,有的懒人连文章也不再读一遍,就把意见转抄主编。总之,评审都是顺水推舟。可是这回,一看编委那篇长达五页、显然费了功夫的意见,孟教授就心说不妙。这位编委先综述了文章所涉及的课题,说非常重要,如能有所突破,再好不过。然后他简述了评委的意见,强调了批评的部分,弱化了褒奖的部分。最后详述了自己的意见,对作者们的方法提出若干质疑,对研究结果则认为“好得难以置信”。以他在本领域的研究经历,既然这种繁复的方法得不出成果,不如用更简洁的、二十年前的老办法。总之,作者们的动机是好的,但是贡献甚微。这种文章没有修改的潜力,应该当即退稿。

“还真有不怕麻烦的人啊,”孟教授上星期读到这个意见时,恼火地想。下一篇稿子要记住,别麻烦这位洋洋洒洒的编委。他恼火,并不是因为他青睐这篇来稿,想为两位年轻人鸣不平;也不是因为他瞧不起编委的学识与为人。老实说,孟教授既不在意稿件与作者,也不在意编委。他当本刊的主编快三年了,如今唯一在意的是自己的时间。他的目标,就是在卸任前,用最少的时间和精力处理完剩余的稿件。当然,他有起码的标准,不然老一辈的编辑们也不会把期刊交给他。这位编委给他出了个难题,因为以他的评判——两个评委也同意——文章绝对不到立即退稿的地步。孟教授经手的文章中,就有过两三篇,七拼八凑,不知所云,总之比这篇差远了,他也因为一念之差,没退稿而发给了编委。编委又发给了评委。这些好好先生们的评语是:虽然有漏洞,但大修改之后仍有潜力。几个月后,那些害虫们卷土重来,用修改之后大幅加长了的文章来更有效地吞噬他的时间。

既然这篇不应退稿,就该判个修改或者大修改。判修改并无不妥;正如编委不必遵从评委,他这个主编也不必遵从编委。判修改的麻烦,在于他得写一个意见,阐明为何不遵从编委。孟教授不想写这个意见。不是他懦弱;对于自己鄙视的同行,哪怕名头更响,他也曾写过措辞委婉但态度坚决的意见。他不想写,是因为他不想花时间再读那篇文章,再读评委、编委的意见,然后写自己的意见。有人也许会不读文章以及评委、编委的意见,直接另写意见。孟教授再不敬业,也没有草率到这步田地。

基于以上的考虑,孟教授上星期就把这事搁置了。今天看了邮件,这些考虑又从他脑子里过了一遍。他把眼睛从屏幕挪开,看了看窗外环绕中心公园的柏油路。夕阳下,几棵杨树无精打采地立着。已经黄昏了吗?孟教授没料到时间过得这样快。他又添了一层恼火:因为他刚才盯着屏幕、考虑这事的时间,加上一个星期前考虑这事的时间,已经足以写成一篇令他人信服、也令自己心安的意见了。如今时间花掉了,心里也烦透了,意见(不论正反)却只字未成。真是愚蠢,愚蠢!

孟教授一边怨自己,一边下决心。他几乎要忍着恼火,把编委的意见原封不动地发给作者们。不过是一次退稿,他心想。作者们都年轻,又是名校出身,前程毕竟是光明的。倒是他的时间,是一分钟也不能浪费在这上面了。再次读到作者们的姓名,他又想知道,这两位并未精心谋划,就写出了能够浪费他如许时间的大作的精灵们,究竟是什么模样。他去了他们的网页。一个年轻小伙倒罢了,另一个是一位可爱的姑娘。她的玉照不在主页上,叫孟教授一顿好找。然后他怔了:那张俊俏的脸令他回忆起了曾和自己相恋的一位女生。

这张脸让孟教授下定了决心。他决定写一篇至少五页纸的意见,委婉地把那位编委,那位浪费他时间的罪魁,驳斥得体无完肤。写这篇意见需要时间。他把文章、意见等等下载到笔记本上,准备在飞机上重看一遍,到了英国再落笔。再有一个晚上也能写成了。

一小时后,孟教授从办公室出来,吹着舒心的晚风回家。诸事妥贴,他又想起了海滩、恋人们,还有他倾慕的公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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